一、经济的发展与河西经济区的形成

    河西地区东西绵亘千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资源丰富。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以河西经济区的兴起为支撑的。经两汉、曹魏、西晋诸朝的陆续开发，至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形成民族日益融合、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五凉时期，中原人口大量迁徙河西，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力，据高荣先生研究证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已经大大超过汉代鼎盛时期。在这样的基础上，河西经济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五凉统治者注重民生，发展经济，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扩大区域开发，发展屯田，广田积谷，开发牧场，增加畜牧业产生，一系列举措，推动河西经济区内部结构及布局进一步趋于协调和合理。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手工业生产极具潜力，官府手工业门类齐全，制 盐、冶铁、铸铜等传统官营工业部门产品丰富，冶铁业在河西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毡毯、纺织、建筑、制陶、酿酒等民间手工业也达到相应水平，毛毡和毯布独具特色，成为五凉时期主要的贡物和礼品。

    五凉政权在河西发达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积极与西域及中原进行经济交流，由此在汉魏以来河西形成的一些核心城镇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初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城镇。虽然五凉时期的城镇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各个政权为巩固政权，加大对城镇的控制，城镇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武威、敦煌等河西重要的经济城镇和陆上商埠日益繁华，河西地区成为民殷物丰之地。

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

    从西汉初期开始，河西地区就出现了农、牧业并行发展的局面，这使得河西经济区在起步时便具备着雄厚的潜力。

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消融，走廊内河道纵横，地势平坦，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河西地区在祁连山冰川融水滋养下，形成了许多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 自古以来畜牧业极为发达，在汉代就有“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民谚流传。五凉时期，随着草原民族不断移驻河西，开辟出新的牧场，形成了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格局，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早在西汉初年，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中原农耕文化开始进入凉州，并与当地游牧文化进行交流。汉武帝时期，农业成为河西的主要产业。五凉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发展，采取劝课农桑、徙石造田、运土植谷、 广田积谷、兴修水利、开放苑囿、假民公田等一系列措施，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粮食单产达到了与中原地区持平的水准，出现了“中仓积粟，数百千万”的景象。五凉从前凉张轨开始，采取“劝课农桑”的举措，发展农耕经济，这种措施被其他四凉政权继承。如西凉李暠大力发展屯田，迁都酒泉后仍然发展农业经济，“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郡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建立南凉的鲜卑族本是游牧民族，但也重视农业生产，专门设立主管农业的官吏“大司农”。同样是游牧民族匈奴族的北凉沮渠蒙逊曾下书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表达了对农业的关注。

    畜牧业的发达，丰富了河西经济区内人们的生产生活，而小农经济和地主庄园经济同时获得极大发展，使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牢固。发达的畜牧业与发达的农业相辅相成，成为五凉政权存在的基础。

三、丝路贸易与异域文化的传入

    西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交往的频繁，希腊、罗马、印度文化也纷至沓来，涌入凉州。西域文化是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而逐步来到河西地区的。西汉控制西域之后，对西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后随着东汉灭亡而逐渐冷落或停止。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西凉政权。五凉政权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大都注意了向西域开拓自己的势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上频繁地进行着。

    西晋初年，河西战事频繁，东西商路断绝，商业退缩，货币废弃，进入谷帛为市的时代。建兴元年（313 年），张轨采用索辅“立制准布用钱” 的建议，五铢钱得以重新流通，大大方便了商业贸易，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更加畅通，西域商品大量流入河西。“凉造新泉”的铸造与流通，进一步反映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景象。

    当时，粟特人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古老民族，旧居昭武城（今甘肃临泽），以昭武为氏，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故史称“昭武九姓”。自汉代以来因善于经商而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往往结成商队一起东行，商队首领称为“萨保”，并由中央朝廷任命。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组粟特文信札，为公元 4 世纪初叶（五凉时期）由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或西域楼兰等地粟特商人的信件。主要内容是报告粟特商人以武威为大本营，前往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的情况。通过信札内容还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行踪，以及经营货物品种香料、布匹等。粟特人信札是粟特语古老丰富的历史见证，也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粟特人东行所走的丝绸之路。在当时，姑臧城作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交汇地，给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带来了众多发展的机会，同时贸易活动的频繁也给姑臧城以及中原带来了异域特产，促进了东西方交流，也从侧面展现了姑臧城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

    青海省西宁市城隍庙街出土了两枚波斯萨珊银币，一枚直径 2.6 厘米，一枚直径 2.7 厘米，银币上印有波斯拜火教祭坛。波斯萨珊银币的出土表明公元4 世纪末至6 世纪初，外国金银币在河西一带的流通状况，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状况。

    可见，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孔道，继续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魏晋时期，是西域文化东渐的重要时期，来自异域的新的文明滋养与输入河西走廊的中原悠久的历史文明成果融汇，形成丰富的文化沉淀，被“五凉”政权所利用，构成五凉文化的雄厚基础

四、河西士族的学术积累与中原士人的加盟

    五凉时期是河西著姓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河西著姓的主体是汉、魏、晋时期凉州域内十数个高门世族。这些名门著姓长期担任重要官职，并在教育、学术等方面代有传承，建树颇多，为开启河西地区学术繁荣、文教昌明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五凉时期，河西著姓主要有曹氏、令狐氏、张氏、氾氏、索氏、宋氏、 阴氏、段氏等十数家，其家学渊源，代代传承，博学能文之士不断涌现，有的入仕为官，有的开馆授学，著述经史。河西著姓往往拥有学术、文化的领导权，成为河西地域思想、舆论的主导力量。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汉末、西晋大乱时期，公立学校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其文化学术渐具地域性质。

河西士族高居统治地位，是河西地域文化体系的代表，他们的学术积累使得河西文化有了深厚的积淀，而中原士人的加盟，又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流寓学者与河西士族的结合，成为五凉时期的学林佳话，并对当时的社会带来重大影响。《晋书·张轨传》载，永嘉之乱，京都陷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五凉时期，迁徙到河西的中原及其他地域人口不下二十万，其中不乏学术根底很深，在当时钦誉海内的家族和名士，如江式家族和常爽家族，可称为流寓河西的学术世家。这些文人学士来到河西，在河西传授儒学，使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学说得以在河西走廊得以保存传承，并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文化发展的政策

    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后，随着中原儒学文化的传入，河西地区儒学有了一定发展。河西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简牍，集中反映了当时儒学的发展状况。武威出土的《仪礼简》，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敦煌发现的悬泉汉简中有许多与儒学著作相关的内容，是中原儒学文化西传的有力证据。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自前凉张轨始，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开始振兴文化教育。此后，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凉、南 凉、北凉等政权，普遍敦崇儒学、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倡导私学，从而使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得以生存延续，出现了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

    一是五凉政权建立后，大力倡导儒学，推行教化，促进了河西文化的繁荣发展。五凉的一些统治者本身就是学者，大多重视文化教育，这种态度与做法，无疑有力促进了五凉文化的发展。前凉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南凉秃发利鹿孤“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西凉李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北凉沮渠蒙逊“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论谈经传。” 1975 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四年（408 年）秀才对策文，内容涉及《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还涉及《战国策》《史记》等史学典籍，记载了西凉策试秀才的题目和其对答内容。《魏书》载，凉州“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二是五凉统治者普遍采取礼遇士人、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无论是索袭、宋纤、郭荷、祈嘉、宋繇、张湛、宗钦、段成根、阚骃、刘昞、赵柔、索敞、阴仲达、张宾等世居河西的士人，还是江琼、程骏、常爽、杜骥、裴诜等来自中原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朝居官或在野属文者，皆受张轨及其他五凉统治者的礼遇、信任和重用。 

    三是五凉时期，民间教育家和学者辈出，以民间授学与著述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各政权积极实施振兴文教举措，对民间学术文化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隐居乡里、传道授业兼以著述的学者很多，代表人物有郭荷、郭瑀、刘昞、祈嘉、索袭、索紞等。例如刘昞隐居酒泉期间，身边学生达数百人；祈嘉海渚讲学时，教授门生百余人。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民间学术文化活动与官方学术活动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形成了教育多元化的格局，共同推动了五凉文化的繁荣发展。

作者简介：李元辉，甘肃武威人，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先后在《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历史文化类文章三百余篇。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汗血宝马》，诗文集《诗文话天马故里》（与西木合著），武威文史散论《天马长歌》（与张长宝合著），武威非遗文化专著《凉州贤孝之二十四孝》（与赵大泰等合著），参编出版《凉州会谈》连环画。